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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译文】

  劳烦你春天绕道光临寒舍询问论证,此等真情我何以承担?本来已经约好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选处安静的地方,住上十来天,探讨下我的观点,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但是你公务繁忙,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我心中怅然若失。突然收到你的来信,前后数千言,我读后心中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奖之处,是对我的片提携鼓舞之情,其中的真切砥砺,令我感动,是想促进我跨入圣贤的领域。你又委托欧阳德转达对我的诚恳的关怀之情,要不是深交厚爱的人,又怎能如此!我既感动又愧疚,生怕担负不起你的盛意。虽然如此,我怎敢不更加勉励自己,而仅仅以愧不敢当为借口推辞呢!

  你所说的“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并不期望千年之后仍被人理解,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倒不如让个人真相信。圣道自然存在,圣学也自然存在,普天之下的人全信奉不算多,只有个人信奉也不算少”的话,这固然是君子“不被肯定也不烦闷”的心胸,但这岂是世上那些体认浅薄的人所谓的知足常乐所能明白的呢?对我来说,心中有很多迫不得已的苦衷,并非要计较别人到底信还是不信。

  人就是天地的心,天地万物与其本系体。民间疾苦,又有哪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痛苦的人,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就能分辨,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自在人的心中,不论贤愚,从古到今都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在致良知上,那么自然能具备共同的是非好恶,待人如己,视国如家,视天地万物与己为体,以求得天下的大治。古人之所以能见善行等同于自己做的,见恶行等同于自己受的,把百姓的疾苦当做自己的疾苦,有个人生活没有着落,就像自己把他推到了沟中去似的,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做以取信于天下,而是凭着良知做事求得自己的快乐而已。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相信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们的行为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所以当时的民风光明祥和,百姓获刑而不抱怨,得到好处就当稀松平常,把这些推及蛮夷之地,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大家的良知都是样的。唉!圣人治理天下,是多么简单容易呀!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先是说了些谦和之言,随后阐述了致良知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尧舜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证其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政治家作为掌握政治资源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方,如果按照良知处理政治事务,必然符合民众的愿望,因为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般民众,在所具有的良知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上下致,圣凡同心,天下便可得而治也。这个境界,便是阳明梦寐以求的社会大同。

  第2章良知之学不明

  【原典】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译文】

  后来,世上良知的学问不再昌明,天下的人各自用自己的私心才智互相倾轧,各自包藏私心,而那些偏执浅陋琐碎繁杂的见解,虚伪阴险的手段,就更是达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做着些自私自利的勾当;用诡辩去取悦世俗,用虚伪的行为来博得名誉。把掩盖别人的善良当做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窃取正直的虚名。为泄私愤而相互争斗却认为是为正义而献身,阴险地互相倾轧却说是疾恶如仇,嫉贤妒能却以为自己能主持公道,恣意放纵却以为自己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侵害,即使是骨肉之亲,彼此之间也要分出个胜负高低,彼此间隔膜丛生,更何况天下之大人民之众,又怎么可能做到体视之?这就难怪天下动荡纷争迭起没用穷尽了。

  【解读】

  王阳明提出良知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是对现实的社会状况有深刻的切肤之痛。社会上“良知之学不明”,也就意味着对传统儒家价值的信仰淡薄了。由此而来,对朱子穷尽万理所蕴含的那种切己功夫也就逐渐地演变成书上的义理,良知德行之知也就流入到自然物理知识或文字知识的误区里面,积重难返,越来越难以自拔。可以说阳明心学是对朱子学后人流弊的个拨乱反正。

  第3章思以此救之

  【原典】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傍,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唯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于祸而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译文】

  我仰赖天之灵气,偶然发现了良知的学问,觉得必须致良知而后天下才能得到大治。所以我每当想到百姓的困苦,就会为之忧戚痛心,而忘了自己才疏学浅,想以此救世,也是自不量力。天下人看见我这样做,于是争相嘲弄讥讽我,以为我是个丧心病狂之徒。唉,有什么值得我顾虑的!我正有切肤之痛,还能顾虑别人的非议和诋毁吗?如果人们看见自己的父子兄弟掉进了深渊,定会大喊大叫,不顾弃鞋丢帽,攀着崖壁奋不顾身地下去拯救。世人见到他如此这般,还能若无其事地揖让谈笑,认为这样衣冠不整大喊大叫有失礼节,指斥他这是丧心病狂。因此作揖打躬谈笑风生,旁边有人落水了也不去救,这只有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这样做。这种行为正如孟子已经说过的“无恻隐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亲情的,那么定会痛心疾首,狂奔尽气,撕袍捋带,竭尽全力拯救之,他们不顾有溺水的危险,哪还会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呀?哪还有心乞求别人信不信自己呀?唉!现在的人即使说我是丧心病狂,我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尚还有病狂的,我为什么非得不病狂呢?天下人中还有丧心的,我为什么非得不丧心呢?

  【解读】

  王阳明生历经“百死千难”,但是并没有像许多饱受忧患的文人那样转入佛老,而是直坚持儒家的立场。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成为阳明先生道德实践的真实原动力,使得王阳明虽遭“病狂丧心”之讥而不坠其志。

  第4章以天地万物为体

  【原典】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陷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且诅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译文】

  孔子在世时,时人有议论他谄媚的;有讥讽他佞的;有诋毁他不贤的;有诽谤他不懂礼仪,说他是“东家丘”的;有因妒忌而败坏他名声的;有憎恨他而想要他命的。即使当时的贤士晨门荷蒉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子路在孔子那里该算是登堂入室之徒了,尚且怀疑孔子的见解,孔子去见南子,他表示极大的不满。那么当时不相信孔子学说的人,难道只有十分之二三吗?然而孔子依然好像在路上寻找丢失的儿子样,汲汲遑遑地奔波于诸国之间,都没工夫把炕席坐暖,难道就是为了让人相信理解自己吗?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为体的仁爱之心,能够深深感到切肤之痛,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才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哎!要不是以天下万物为体的人,怎么能了解孔夫子的心呢?世上如许“遁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和“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解读】

  王阳明把责任与体之仁联系在起,将“以天地万物为体”之“仁”,视为儒者的本怀,“知”天“知”万物体则必然要负起万物体的责任。所以阳明对孔子有如此的推崇。孔子与阳明,先圣后圣,以天地万物为体之仁,彰显儒家悲天悯人之怀,也成就了儒家人文化大成之世界。

  第5章彷徨四顾

  【原典】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共自私自利之蔽,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会稽素处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译文】

  鄙人才疏学浅,哪里敢以振兴孔子的圣道为己任?只是我的心里也稍微知道自己身上的病痛,因此彷徨四顾,想找到能帮助我的人,相互讲习讨论以去除我身上的毛病。现在如果真能有豪杰同志支持我,提携匡正我,共同昌明良知之学于天下,让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致自己的良知,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去除掉每个人自私自利的贪欲,清除谗言嫉妒好胜和易怒的恶习,以实现天下的大同,那么我所谓的丧心病狂的毛病也就不治自愈了,岂不快哉?

  哎!现在如果真要寻求世上的豪杰同志,不是你文蔚,那还能指望谁呢?像你这样的才能和志向,是有能力拯救普天之下那些行将溺毙之人的。现在又已经知道良知就在自己心中,而不需要假借外在事物而求得,那么就遵循良知并加以扩充,那就像是大河入海,谁又能挡得住呢?你所说的“人相信不算少”,你又能谦逊地把重担交给谁呢?

  会稽地处风景名胜之地。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峡谷,比比皆是。无论是冬夏阴晴,都气候宜人。这里生活安定而远离世俗,朋友云集,思路日新,优哉游哉,天下的悠闲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学习普通的知识而通晓天理。”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想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哪有时间向外思慕?唯独对这切肤之痛,又不能无动于衷,所以才又说了这么多。我本有咳嗽之疾,最近天又热,懒于写信,你派人远道而来,并留在这里个月左右,临启程时我才提笔,不知不觉又写个没完。毕竟我们相知甚深,虽然信已这样详尽,但仍觉言不尽兴。

  【解读】

  王阳明生活的年代,繁荣掩盖着腐败,而腐败从社会诱发而入于廷臣,上行下效,宦风士习大坏,处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对此种状况无能为力。为改变世风士习,阳明心学以回归自性良知,重新修持道德以臻于止善为最终目的。王阳明也觉得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尽力争取志同道合的人。即使身有小恙,阳明先生仍与朋友作长篇笔谈,且言犹未尽,意兴盎然。

  第6章伏枕草草

  【原典】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踩曲径矣。

  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唯浚简,幸达致之。

  【译文】

  来信已收到,看到你近来学问骤进,欣慰之情不可言表。你的信我仔细读了好几遍,其中虽然有两处理解不透彻的地方,那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等到真正纯熟了自然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就好比驾车,既已走上康庄大道,那么中间偶尔也会出现迂回曲折的情况,这是马性没调教好,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然而既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绝对不会再受骗误入歧途。近段时间,纵观海内的诸位同志,认识能达到你这般高度的还不多见,我的高兴用言语无法形容,真是圣道的幸运呢!

  我本就有咳嗽怕热的老病根儿,进入炎热的南方后,近来又严重复发。皇上圣明洞察,托付责任重大,不敢立即辞去。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现在幸亏是把叛乱平定了下来,已经上本朝廷请求退休回家养病,如果能得以在家乡消暑养病,或许病会慢慢好起来。现在我即将回家,趴在枕头上给你回信,草草数语难以表达我的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给唯浚陈九川的信请你转交给他。

  【解读】

  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僮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重,上疏乞归。上文是嘉靖七年十月1528年12月王阳明写给聂豹的第二封信的开头,这封信也是王阳明的绝笔书信。嘉靖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第7章全在“必有事焉”上用

  【原典】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譬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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